一分鐘了解走西口00:54
走西口[zǒu xī kǒu]
人口遷徙事件
本詞條是多義詞，共20個義項
走西口是“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”事件之一，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余年的歷史長河中，無數山西人、陜西人、河北人背井離鄉，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，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。
西口，狹義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，包括山西殺虎口；陜西府谷口；河北獨石口，即晉北人、陜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。西口是晉商、陜商出關與內蒙外蒙貿易的地方，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晉北人，陜北人，河北人。后西口泛指在長城以北的內外蒙古從事農業、商品交易的地方，包括陜西北部的神木口，河北北部的張家口以及歸化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。
西口大多數都是西北區域。以山西西北。有經商的，有的種地，有的經商賠了，在安穩種地。大多數是14幾年，比
闖關東還要早。西口大多數都是西北區域。以山西西北。有經商的，有的種地，有的經商賠了，在安穩種地。大多數是14幾年，比
闖關東是在清朝
19世紀（1801年至1900年）開始的
走西口是在明代中期（1400年到1500年）就開始了。
所以走西口更早。
走西口、闖關東之高峰期，是在清代與民國時期。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為主，經山西右玉縣殺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區謀生的活動。央視播放的《闖關東》電視劇則反映了以山東籍人為主，到山海關外的東北地方謀生活動。
山西人走口外，西口——殺虎口是一條途徑，另外還有別的途徑，如經張家口到塞外，故走張家口者又稱走東口。闖關東，有陸水二路，陸路即經河北，越山海關到東北；山東有數千里海岸線，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，從山東登州(蓬萊)乘船數日可達遼東，故水路為山東人赴東北又一重要途徑。
山西人走口外，山東人闖關東，都是十分艱辛之路。殺虎口是到塞外的一條重要途徑，但這里土匪盜賊甚多。有民謠云：“殺虎口、殺虎口，沒有錢財難過口，不是丟錢財，就是刀砍頭，過了虎口還心抖。”到了口外，戈壁沙漠，嚴寒風雪，困難重重。山東人闖關東，水路有風浪之險、海盜之害。陸路不僅路遙山阻，且沿途蒙受土匪、土豪、鄉霸、酷吏之害。所以，走西口、闖關東都是一次次生活、生命的搏殺。
盡管如此，人們為什么仍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走西口、闖關東呢？以山西來講：一是地臨蒙古，位處中原農工經濟與蒙古畜牧區間，具有地理條件優勢。二是山西土瘠民貧，十年九旱。尤其西北地區更為嚴重，有民謠云：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，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外出謀生。三是清王朝時赴蒙古實行有限“開放”政策。明代，蒙古部落與明王朝是軍事對峙狀態，明王朝沿長城設九邊鎮，駐扎軍隊，防蒙古部落南下“騷擾”。清王朝對蒙古實行懷柔政策。清統一全國后，蒙古畜牧地區與中原農工地物資急需通過交流，滿足民生之需，使清王朝不得不有限“開放”，經批準后允許中原人赴蒙古地方，山西人以地臨之便，形成走口外之高潮。
山西清徐縣有民謠云：“我娃娃親，我娃娃蛋，我娃娃長大了走關東。深藍布，佛頭青，蝦米海菜吃不清(劉文炳《徐溝縣志》第6章)。”據清《軍機處錄副》載：“吉林、寧古塔等處，(人參)刨夫除本地旗民外，多系山東、山西、直隸等處流籍。”
山西人走口外，山東人闖關東，對于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首先是推動了塞內外、關內外的物資交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。清代的山西人，不僅壟斷了旅蒙商業，而且開辟了一條從茶葉產地，經長江、黃河、蒙古戈壁沙漠，俄羅斯西伯利亞，直達歐洲腹地圣彼得堡的茶葉國際商洛。山東人到東北經商，明代已初顯。清軍入關后，山東商人在營口、大連、長春、安東、盛京(沈陽)等地經濟實力逐漸增強，東北商界幾乎被山東商人所把持。其次，推動了塞外與關外城鎮的發展。包頭原非城鎮，是山西祁縣人喬姓先在此地開辦復字號商店，逐漸繁盛，形成城鎮，故有“先有復字號，后有包頭城”之說。遼寧朝陽縣，也是在晉商太谷曹氏的推動下得以發展，故有“先有曹氏商號，后有朝陽城”之說。山東人大量涌進東北，推動了遼河流域的開發，進而促使了沿河城鎮的發展，形成了以盛京(沈陽)為中心，包括錦州、遼陽、海城、開原、鐵嶺等府州縣在內的城鎮布局。其三，開發了塞外與關外的農耕經濟。明代已有山西人在蒙古南部開發農耕土地，住民稱“板升”。清代歸化(呼和浩特)一帶已漸由牧區轉為農耕區，塞外的千里沙漠，已出現數十萬頃良田。東北遼河流域，適宜農耕經濟發展，山東人在遼河流域的開發，又使得這一地區的農耕經濟有了新的發展。
